曹军谋士为什么在赤壁之战中集体发挥失常?
趣历史 2019-08-25 16:28:43 秦朗 曹彰 袁绍 曹植 曹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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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国故事脍炙人口,如果说三国最霸气的君主,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曹操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称曹操“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,但如果站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下,这么说就有些过誉了。

  曹操的成功,经过了不断的对外征伐和对内斗争。除了他个人的雄才大略,来自颍川集团的奥援,也是他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。

  曹操俨然成了国民偶像

  当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,他还不能随心所欲的大权独揽,更不会像影视剧中那样,在还没打败袁绍的情况下,就大肆屠杀汉臣。

  从这一时期开始,曹操的头上始终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。如何处理与汉室皇权、颍川集团的关系,决定了曹操能否在公元208年,开夺权代汉的征途。

  1.汉室借尸还魂与曹操独孤求败

  天子是君,曹操是臣,如果君臣各守其道,原本是能相安无事的。然而东汉末年的皇权,经过外戚、宦官的你争我夺,已经沦为敲骨吸髓的工具。桓灵二帝本人,更是昏聩不明荒淫无道,以致汉室倾颓,奸臣窃命。

  自李傕郭汜之乱以后,天子一度亡命于野,食不果腹。而当初朝廷为了平定黄巾之乱,解锁了州郡自主的大权。如今群雄并起于州郡,脆弱的皇权对他们来说,除了象征东汉的正统存续以外,已经没有任何权威。甚至在世家领袖袁绍的眼里,这样的天子连争夺的价值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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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样的局面下,颍川集团的“话事人”荀彧,力主曹操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。于是已经失去权威的汉室朝廷,在颍川集团和曹氏军团的努力下,重新构建起来。但归根结底,皇权势力、颍川集团、曹氏军团,只是互相利用的三股势力而已。

  乱世的烽火,暂时毁灭了两汉以来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权政治形态,汉室天子的正统号召力,无非是借着文化的惯性死而不僵,而这种惯性恰恰在颍川集团中占据主导。

  然而汉室朝廷的物质基础,毕竟源自曹操军政府的屯田政策,因此唯有曹操才能重建汉朝的实体,包括经济、体制和军事力量。而人才济济的颍川集团,又为早期曹操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助力。因此,以天下为己任的颍川集团,自然成了协调两方的“万金油”。

  汉室有名分,曹操有实力,看似是非常和谐的组合。但是在君主集权政治的思想惯性下,皇帝和他身边的人,不希望曹操大权在握,时刻都想着借尸还魂。从公元196年曹操迎接天子都许,一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,由皇权间接发起或归因于皇权的政变,伴随了曹操的后半生。

  不过,在公元200年董承之变的时候,曹操早就对此有所防备。公元204年,曹操夺取邺城,河北袁氏败局已定,此时他便着手寻求自身权力的合法性。而他首先要面对的阻力,却是他的老战友荀彧。

  2.皇权笼罩下的理想之血

  要分析曹操和荀彧的矛盾,首先要厘清东汉王朝的体制特色。东汉开国之初,刘秀目睹了西汉末年的王莽代汉,做了皇帝以后十分提防强臣。于是亲自掌握大权,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,将政事都归尚书台管理。

  尚书台处在皇帝的宫禁之内,因此直接听命于天子,使得皇权得以直接掌控朝廷。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汉末,到了曹操迎天子之后,在汉室皇权、颍川集团、曹氏军团的三方共谋之下,任用荀彧以侍中的身份,守尚书令一职。

  荀彧出身于汉末的经学世家——颍川荀氏,而儒家经学自董仲舒以来逐渐成为汉室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门学问,也就是以儒学为主、综合百家,服务君主集权的一种思想。到了东汉,光武帝刘秀对这一学问进行了重大调整,弱化了“天人感应”限制皇权的思想,强化了“大一统”理念的“王道三纲”,从而正式确立了经学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。

  随后,经学在百余年中根深蒂固,并培养出了一批以此为进身之阶的世家大族。这些世家大族世代为官,逐渐把持高位和舆论导向。到了东汉后期,皇权常由外戚宦官代言,此时的皇权上无天意束缚,下无强相制约,因此成为他们满足私欲的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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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缺乏限制的皇权在乌烟瘴气的欲望熏染中,肆无忌惮的劣性质变,激起了一批经学世家或名士的激烈批评。于是皇权掀起了三次“党锢之祸”残酷镇压,导致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,早已对皇权大失所望,这也正是袁绍藐视天子的根本原因。

  世家大族在东汉后期多与皇权为敌,但眼见皇权衰落后天下并未变好,于是对是否要推翻汉朝产生了疑问。荀彧和他的颍川集团,正是这种经学世家和士人的代表。

  曹操与荀彧的诉求不一样

  因此当曹操军团的利益和皇权产生冲突以后,尽管荀彧未必认可皇权,但他依然会惯性的站在汉室一边。这种政治上的困惑性,再加上他高洁傲岸的个性,决定了荀彧最终的悲剧结局。

  3.曹操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

  公元200年,董承一党声称奉“衣带诏”诛杀曹操,结果事败,被定性为谋反而族灭。这一事件无疑在皇权和曹操之间,制造了矛盾的裂痕。荀彧作为两个势力的中间人,似乎没能阻止反曹情绪的滋长,险些酿成大祸。这虽然不能说是他的责任,但足以让曹操重新审视三方势力的关系。

  从官渡之战开始,直到公元204年夺取邺城,整个北方的局势来了个180度大反转,曹操取代袁氏成为新的霸主,自领冀州牧一职。此时立刻有人建议,请曹操改东汉十三州为上古九州,令天下宾服。

  且不论这个建议的逻辑是否正确,他的关键意图是扩大曹操的冀州。因为在上古九州时代,冀州是“天下中州”,地位为九州最高,地盘也非常广大,一旦恢复,无疑会让曹操军团的权势大增。

  然而荀彧对此表示反对,他认为曹操刚刚夺取邺县,海内惊骇,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盘被夺,如果此时强行兼并大州,必会激起各地反抗。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,修复汉朝的故都,再南下问罪刘表,让天下都明白他“兴汉讨贼”的宗旨,那时大局已定,再议古制不迟。

  荀彧这么一说,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操,不得不把这事暂时搁置了(《三国志·荀彧荀攸贾诩传》:太祖将从之,彧言曰……太祖遂寝九州议。)。

  荀彧之言,虽然是老成谋国之论,却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曹操的根本利益。从迎奉天子之后到现在,曹操的正式官职一直是司空行车骑将军。“司空”是三公之一,本无实权,“行”则表示代理,车骑将军虽然是三公之阶,又能开府,但曹操的“行车骑将军”俨然是一个“临时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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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更何况,曹操在平定董承之乱时,还杀死了他的女儿——身怀龙种的董贵妃,而自称持有“衣带诏”的刘备依然逍遥法外,客居在刘表麾下,时时惦记着北伐。

  董贵妃之死是曹操的心结

  如果说,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,不得已向曹操“出售”权力,换取他的保护和支持。那么随着北方大局略定,曹操还有什么理由顾及天子的感受呢?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,曹操废除三公,仿效汉初的制度,自领丞相。

  3.最后一次三方媾和

  曹操废三公,称丞相,其实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,然而历来不被人们所重。从西汉到东汉,皇帝把相权分为三公,又架空三公,独任尚书令,目的无非是削夺相权对皇权的制约,将权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。

  因此,西汉初年的丞相,其实是两汉人臣制度性的巅峰,其权力范围和政治地位都远远超出东汉时代的任何具体职位。而且丞相时代的尚书令,不过是尚书台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官。

  所以曹操当丞相无疑是对东汉体制的颠覆。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,曹操是如何争取到颍川集团和汉室皇权的认可,而顺利实现的呢?

  其一,曹操的实权其实很大,而且是三方共谋的结果,为曹操顺利过渡到丞相提供了权力基础。

  前文已述,曹操的正职权力不小,只是地位不稳。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,曹操还曾被授予“假节钺、录尚书事”的重大特权,这给了曹操充分的权力上升空间。

  “假节钺”是战时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权,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节将的生杀大权。“录尚书事”顾名思义可以管理尚书台事务,节制尚书令,是位高权重之人的加官。这是天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,送给曹操的一份权力大礼。

  尽管这两项权力,在后来的历次官职变动中,史籍都没有赘述,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,天子应该也没有能力收回成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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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曹操的实际权力,早已在两大特权的影子之下疯狂滋长,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勋威望,也只有汉初的丞相一职,才配得上当时的曹操了。

  其二,刘备的“衣带诏”已不合法,“拨乱反正”的紧迫性,让天子不得不承认曹操的丞相地位。

  在曹操一方的官方语境中,董承之乱已经被定性为谋反,因此刘备的“衣带诏”自然是子虚乌有,刘备自然也是矫诏谋反。

  但是,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处,由于刘备的活跃再加上刘表的支持,“衣带诏”的问题俨然成了曹操的单方面认定。如果曹操不能为自身的合法地位张目,那么“衣带诏”自然也会变成刘备和刘表的政治优势,这就等于默认了“衣带诏”的合法性。

  所以,曹操必然要求汉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,让自己的权力合法化,这样才能抵消“衣带诏”的负面影响。而无论“衣带诏”实际上是真是假,天子都不敢公开和曹操的矛盾,荀彧作为中间人也不会赞成。于是,当曹操提出自为丞相的要求以后,汉室唯有言听计从。

  其三,面对以荀彧代表的经学世家,曹操聪明的喂了他们一颗糖,实际却是糖衣炮弹。

  公元208年上半年,曹操从匈奴迎回了蔡文姬。蔡文姬之父蔡邕,是着名的通儒大家、书法大家,身为名士广有声誉,而且和曹操有“管鲍之好”,是一对忘年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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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曹操这一举动,既是让蔡邕的血脉回归故土,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师重道的形象。文艺作品由此联想出曹操和蔡文姬的爱情故事,但实际上,曹操此举也必然倾注了政治用意。

  政治软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,在他的理想中,曹操依然是那个为了汉室奔走呼告的热血将军,礼贤下士,从善如流。他恐怕没有料到,成为丞相的曹操,再也不是他这个尚书令能够制约的了。今日的糖衣炮弹,四年以后终于完成了致命的一击。

  5.一场失败的战争开启一个王朝

  废公称相,根本上是曹操为巩固权力以自保,而采取的权力合法化手段。

  这一次,曹操通过隐秘而稳健的手段,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顺利成功,即便是聪明狂狷的孔融,也被老老实实的关了起来。

  但是,刘备和他手中的“衣带诏”依然在世,威胁权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,仍然没有解除。于是,曹操奇袭荆州打跑了刘备,从荆州一路追到了赤壁,然后出人意料的败了。在这次失常的发挥中,不光是曹操本人骄傲自大,就连少了郭嘉的四大谋士,也没见任何正常发挥,难道这只是巧合么?

  根据史书记载,荀彧、荀攸、贾诩、程昱四人,除了贾诩建议曹操在荆州安民乐业,使孙权不战自败以外,其他三人均没有对进军孙权提出建设性的意见。

  其中,荀彧荀攸二人连参与的记载也没有,荀彧只是前期献上了奇袭荆州之策,而程昱只是向众人分析了孙刘联合的必然性。而且,贾诩的建议也被否决了。

  联想到诸葛亮周瑜对曹军实力的分析,我们有理由认为,曹操东征孙权,在内部本来就不被众人看好,这很可能是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,一个突发奇想一意孤行的决定。但是,曹操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?难道只是为了消灭刘备,让自己的合法性完美无瑕么?

  出于“为尊者讳”的目的,史籍关于曹操一方赤壁之战的谋划描述甚少。但是,我们依然能从曹操在战后的行动轨迹,来推测曹操发动战争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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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此后到公元219年,刘备的在汉中、荆州对曹操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胜利,曹操夺权代汉的计划被强制打断。他本人也不得已说出了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”的名言,于公元220年去世。

 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,赤壁之战的失败,恰恰开启了曹操夺权代汉的步伐。赤壁之战无论胜败,曹操都能在战后取得政治上的主动,这根本就是曹操为了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。

  故而当客观条件对曹军并不有利而曹操仍要强行进攻,这或许就是四大谋士失语或反对的原因。甚至在此战之后,程昱还被曹操“杯酒释兵权”,一度传出谋反的流言,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战前的言论不无关系。

 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,这四位谋士除了贾诩之外,无不和荀彧过从甚密。可见,颍川集团及其政治盟友,面对曹操不顾客观条件强行攻打孙权,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对的冷漠态度,这或许是猛然觉察到曹操的真实意图,但也只能静观其变了吧?毕竟颍川集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,最后为理想殉道的,也只有令君一人。

  现在,当我们重新审视曹操在公元208年的行动,从称相到南征,自有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。不顾军力缺陷、强行东征的决定,并不是一句“骄傲自大”就能说清的。

  至此,曹操在内部的政治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,那个不可一世、城府极深的阴谋家曹操,此时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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